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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,美国观众见证了影史上最具争议的恐怖电影之一。当时初出茅庐的导演韦斯·克雷文(Wes Craven)执导的《魔屋》(The Last House on the Left)打破了所有规则,在“和平与爱”的十年后展现了社会的另一面。这部备受抨击的作品中,仍有部分影评人透过反派角色无意义的暴力与堕落看到了本质。以不常推崇恐怖片著称的传奇影评人罗杰·伊伯特(Roger Ebert)正是其中一员。在克雷文处女作问世五十余年后,这位影评人的见解愈发振聋发聩:
“但我不希望给人留下这只是部优秀恐怖片的印象。它确实令人毛骨悚然,但与超自然力量毫无关联。”
你说得对,罗杰。左边最后那栋房子没有闹鬼,也不必依靠幽灵来营造恐怖氛围。那只是个以恶制恶、以暴制暴的场所。《魔屋》不仅是复仇题材的宣泄式体验,更通过不让“善良”角色沦为无情暴行的牺牲品来传递复仇主题——他们只是当人们思考正义时,内心深处黑暗欲望最纯粹的体现。
据称改编自真实事件,影片追随少女玛丽·柯林伍德(Mari Collingwood)与菲莉丝·斯通(Phyllis Stone)踏入地狱般的旅程。前往音乐会途中,她们被刚越狱的两名杀手重组的疯狂团伙绑架、折磨并杀害。浑然不觉的凶手们随后竟来到柯林伍德家门前,受到热情款待后才发现身处受害者家中。当玛丽父母发现真相,便展开疯狂报复,冷酷虐杀这些不速之客。
1970年结为挚友的克雷文与肖恩·坎宁安(Sean Cunningham)——后来分别执导了《猛鬼街》与《十三号星期五》系列——在两年后联名推出了这张声名狼藉的电影海报:菲莉丝遍体鳞伤倚靠树干的画面,暗示着影片令人震惊的程度,观众不得不反复自我催眠“这只是电影”。考虑到上映后的反响,这种“温馨提示”实在过于轻描淡写。
当时铅黄电影亚类型尚属新概念,《驱魔人》等高概念恐怖片还要等数年才会出现。《魔屋》公然模糊了恐怖片与“硬核”电影中未被探索的极端界限。事实上克雷文最初计划拍摄色情片,却在制作阶段转向。开场景虽保留“硬核”叙事痕迹,但最终融入了瑞典民谣《韦恩格的托雷斯之女》的情节——英格玛·伯格曼(Ingmar Bergman)曾在《处女泉》中改编过该故事。只是克雷文的版本更加赤裸、暴力且毫无遮掩。
影片制作过程困难重重,尤其是涉及性暴力的场景。最终剪辑版又遭遇审查机构与拒映MPA(原MPAA)过审版本的影院经理删改。新西兰、英国等地直接禁映,直到2000年代初才以家庭录像形式面世。美国有限上映却创下票房奇迹,不足727,000元人民币(10万美元)成本斩获超14,540,000元人民币(200万美元)票房。
时隔半个多世纪,关于《魔屋》的首要争议仍是其是否名副其实。答案毋庸置疑:无论观看哪个版本,影片始终散发着虚无主义、放纵与阴郁的气息。当年引发争议的所有元素至今仍犀利有效。这不是部轻松的观影体验,即便最资深的恐怖片爱好者也难以避免不适感。
这位曾将《十三号星期五》系列斥为“不道德应受谴责的垃圾”的影评人,对克雷文的复仇电影却青眼有加。他在影评中写道:
“《魔屋》是部顽强、尖锐的黑马之作,品质超出预期四倍有余。其中某个纯粹而意外的恐怖瞬间,超越了《盲女惊魂记》中艾伦·阿金(Alan Arkin)扑向奥黛丽·赫本(Audrey Hepburn)的经典惊吓桥段。”
“影片通过直接有力的叙事冲击观众(原本只期待又一部剥削电影的)心理防线。”
伊伯特特别指出影片与传统套路叙事的彻底割裂。《魔屋》或许开创了“复仇是道冷盘”的叙事范式,证明精心策划的“以眼还眼”更能满足观众。他继续写道:
“韦斯·克雷文的导演手法让我们始终处于近乎难以承受的戏剧张力中……表演毫无矫饰,对话与细节把握精准。这部电影呈现的是纯粹的恶——不是血腥的逃避现实或每分钟的刺激,而是对杀手凶残本质的完整刻画。这种暴力毫无荣耀可言。克雷文还借鉴伯格曼故事,设置了帮派中与受害者同样清醒认知恐怖的年幼成员。本片与山姆·佩金法(Sam Peckinpah)《稻草狗》(1971)探讨相同哲学命题,但态度更为冷峻:没错,家是男人的城堡,但谁愿意余生只守着城堡与恐怖记忆?”
《魔屋》可在Tubi平台观看。